普陀山與佛教結緣，并最終形成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觀音信仰道場，那是唐、宋間的事情了。佛經記載，觀世音是一位大慈大悲、法力不可思議的菩薩，于過去無量劫中已經成佛，號正法明如來。但他具有大悲愿力，為使眾生獲得安樂，故又重新現作菩薩，充當阿彌陀佛的脅侍之一，贊佐其教化眾生，“于怖畏之時能施無畏”，“苦惱眾生只要一心稱念菩薩之名”，是菩薩即聞聲而來救助，使其去危解厄。許多佛經中都有關于觀世音菩薩的記載，諸如《法華經》、《華嚴經》、《觀無量壽經》、《觀音三昧經》、《大悲心總持經》、《悲華經》、《觀世音菩薩授記經》等等。隨著諸如此類經典的譯成漢文，有關觀世音的崇拜和信仰也被逐漸介紹到中國來。據文獻記載，在北方首先崇拜和信仰觀世音的人是西涼國王沮渠蒙遜。《法華傳記》說，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花經》中的“普門品”曾單獨別行于河西一帶，原因是河西王沮渠蒙遜歸命正法，兼有疾患，在此弘法的中印僧人曇摩羅懺即說“觀世音此土有緣”，乃命念誦，病苦即除，因此別傳一品流傳部外，是為《觀音經》。在南方，至肖梁時觀音信仰也已形成，史載梁武帝曾修觀音懺法，救后妃死為巨蟒。可見，觀世音崇拜和信仰早于東晉十六國時期便已在中國流行起來，但這時的信仰尚無專門的道場。��

　　隋唐兩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這時，觀世音信仰也有了新的發展。唐人避唐太宗諱，把觀世音簡稱觀音。至晚唐，普陀山歷史揭開了它的新篇章。據傳，大中年間(847—895)，有梵僧至普陀山潮音洞前焚十指，得見觀音大士現身說法，并授以七色寶石。這是有文字記載的有關普陀山佛教的最早傳說。��

　　五代后梁貞明二年(916，《佛祖統紀》作“唐大中十年”)，日本僧人慧鍔禮五臺山，得觀音菩薩像，擬帶回國供養，道經四明出海放洋，舟過普陀山，擱礁不能動，鍔及同行人望潮音洞而禱曰：“若尊像于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說完，舟即浮動，慧鍔于是以觀音像安置于洞側張氏家，張氏最后舍宅為建觀音院，俗稱“不肯去觀音院”。鄞人聞此，迎像還郡城置開元寺供養。未幾，有無名僧以嘉木至開元寺仿此像而刻之，彌月而新像成，僧亦不知去向。后來，此新像被供奉于原不肯去觀音院。古往今來，僧俗皆以日僧慧鍔建觀音院為普陀山觀音信仰道場的肇始。不言而喻，不肯去觀音院即此一道場的第一所寺院。

　　宋元豐三年(1080)，王舜封奉詔出使三韓(今朝鮮)，途遇風濤，舟擱淺。據說這時有金色光現滿月相，珠纓粲然，自普陀山潮音洞升起，舟復安然行駛。事畢歸國，奏此瑞應于朝廷，宋神宗于是賜寺額曰“寶陀”。寶陀應是“普陀”、“補陀”的諧音。按補陀洛迦山又稱光明山、海島山、小花樹山，是佛經中所說的觀音菩薩居住、說法處，位于印度南之海上，或說山在“東洋”，善財童子曾“于東洋紫竹林參觀世音”。宋神宗所賜“寶陀”寺額無疑是采自補陀洛迦山的傳說。后來，寶陀又演變成“普陀”，梅岑山之名終于被“普陀山”所取代。自此之后，海東諸國如朝鮮、日本、扶桑、阿黎、占城等數百國的雄商巨舶往往由此取道放洋；凡遇風波、寇盜，便望山歸命，而終于獲安。于是，普陀山觀音菩薩的“靈應”越傳越廣，越傳越神，普陀山作為觀音信仰的專門道場也便如此這般地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道場的形成不僅與中國僧俗有關，而且也與國際上的僧俗有關。從這個角度看，普陀山觀音道場不僅具有廣泛的群眾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它的形成，是和唐、宋海上交通的發達、國際貿易的發達、中外文化交流的發達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