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區與宣武區，似乎生來就是為了互相映襯的。似乎從明正統年間，依“左文右武”的舊禮為京畿的兩扇南大門命名開始，這兩座門與它們面前的土地就開始悄然培養其獨有的地理與文化意義了。

　　以北京城的中軸線前門大街為分野，崇文有天壇，宣武就有先農壇；崇文有法華寺，宣武就有法源寺；崇文有花市，宣武就有菜市口；崇文有龍潭湖，宣武就有陶然亭湖……

　　只是，北京城享有的尊貴與榮耀似乎與這兩個行政區無關。“東城富、西城貴，崇文窮、宣武破”成為老北京人的口頭語。而這一切，也許從明代開建時就已注定。

　　在明清北京城的規劃中，九門拱衛的是真正的京城，也是永樂遷都時明北京城最初的范圍。但此地終明一朝，飽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之苦。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軍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使京城受到嚴重的破壞，史稱“庚戌之變”。有此一辱，明朝決定在原本的北京城墻之外修筑一圈“外城”。然而由于費用緊張，四面合圍的計劃最終只落得南城這一片，這也就基本成為后來宣武區與崇文區的管轄范圍。由于設計出發點是保衛內城的軍事緩沖地帶，外城與內城的差距可想而知。不僅體現在更為薄弱的城防和更為缺乏的基礎設施，還體現在居民地位的高低貴賤之中。

　　上世紀末，北京市的發展方向朝著近郊挺進，以科技為主導的海淀區和以商務為主導的朝陽區逐漸成為北京主要的發展依托。近幾年，通州、順義、亦莊三大新城的建立讓北京城在發展模式上更具有輻射效應，作為夾心層的崇文、宣武兩區就更為難堪了。數據表明，2009年，崇文區區級財政收入達20.6億元，宣武區為46.7億元，而同期的東城區財政收入達71億元，西城區更是達到152.17億元。盡管財政收入并不能說明全部的問題，但至少可以看出，崇文、宣武兩區的滯后已經由歷史遺留問題變為城市發展的短板，不僅與周圍區域的發展不相適應，也與北京市不久前出臺的“城南行動計劃”不相適應。

　　北京市對崇文與宣武兩區并非沒有功能定位，但“首都功能核心區”這樣模糊的描述實際上是將思考推給了兩區，讓它們從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挖掘發展的名頭與切入點。于是崇文、宣武兩區就地取材、拾菜下鍋。

　　崇文區守著天壇，于是豎起了“天壇文化圈”的旗號，又依靠國家體育總局駐區的優勢提出了打造體育產業基地的目標。宣武區也不示弱，一個“宣南文化”就串起了琉璃廠、大柵欄、湖廣會館等傳統景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地域狹小依然是制約兩區的最大障礙，崇文區面積為16.52平方公里，宣武區面積為18.91平方公里，在如此局促的空間中謀建新的核心區，加上還背負著老城區所承襲下來的諸多包袱，除了用既有的文化資源另立名目以外，似乎已無路可走。

　　好在崇文、宣武的文化更具有市井氣息和市民精神。它們從基層人民的生產生活與老北京的地域特色中汲取養分，形成了頗富韻味的文化財富，這也讓兩區在經濟指標落后的形勢下依然責無旁貸地肩扛著屬于自己的那份文化意義。

　　崇文區和宣武區被撤銷的消息一經發布，立即以迅猛的速度通過各種傳播途徑蔓延，并衍生出各種聲音，其中許多人表示出了對這兩個已經習慣使用的名詞的不舍。聯系到不久前相繼出現的崇文門菜市場搬遷、北京游樂園停業等新聞，一時間懷舊的情緒持久不散，以至于一個行政區劃上的調整，竟引出網友對“老北京”的捍衛、對文化古跡的保護以及對北京城墻的懷念與嘆息。這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們對這片土地的感情和對于城市發展變化的關注。

　　在此輪合區之后，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的重新分配、行政機構的合并、行政人員的溢出、區域功能的新定位、發展規劃的轉軌等一系列問題則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