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富國，但幸福指數仍然很高

剛到埃及時，埃及人留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熱情。無論到什么地方問路，當地人一定會操著濃重的阿拉伯英語給你不厭其煩地指路，甚至會領你去。有一次在開羅乘地鐵去舊書市場淘書，跑了好幾個站卻都沒找到，于是問一位中年男人，他干脆拉著我一起上車，一直把我帶到舊書市場才離去。路上交談，他見我西裝領口上別著一枚十字胸針，便問我是否是基督徒。后來知道，這個符號被埃及的穆斯林看作是基督十字架。這位好心人是位穆斯林(穆斯林占埃及總人口約90%)，可他沒因懷疑我是基督徒而不為我引路，心善而寬厚。其實，那枚胸針是一個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符號，代表生命。

埃及人給我留下的另一印象是樂觀。埃及車多，開羅塞車也是常事。各種各樣的汽車擠在并不寬的道路上你追我趕、互不相讓。據說埃及人做什么都慢，惟有開車很快。可能是因為埃及沒有汽車報廢一說，因此在馬路上常能看到最新型號的奔馳與連后視鏡都掉了一個的上世紀30年代出廠的甲殼蟲并行的奇觀。開奔馳的并不高人一等，開破甲殼蟲的也不窘迫，笑容在兩個司機臉上一樣綻放。在埃及時，我常四處旅行，乘坐豪華旅游車，風吹不著，日曬不著。然而，一路上經常可以看到擠滿埃及人的卡車與我們并駕齊驅。他們在卡車上像土豆一樣擠成一堆，被曬得皮膚黝黑，看見旅行車駛過，興奮地打著招呼，一點看不到“羨慕嫉妒恨”的表情。

在我國，幾乎是看不到后備箱里坐人的情景的，但在埃及卻是常事。埃及人愛孩子，生得多。一家人出游，丈夫開車，老婆坐后座照管較小的孩子(有可能是兩個夫人各照管一兩個小孩)，副駕上要坐兩個大些的孩子。這已是六七口人坐在車內了，若還有孩子坐不進車內，后備箱就會打開供一兩個孩子乘坐，甚至車頂上還有一個。坐在車頂，兩手張開扣住兩邊的車窗上沿，好一幅驚險圖畫。車開著，音響放到最大，一路唱著奔向“乃地”(俱樂部)。真叫人看得出汗。他們似乎很少憤怒，即使兩車相撞，下來后還互相擁抱，口里喊著“哈比比”(親愛的)，像久別重逢的朋友一樣。所以，埃及的車子上有刮痕再正常不過了。

埃及人的生活差異很大，上層社會可以擁有一座小樓，有院子，有花園，出行有好幾部車，而窮人沒地方住就只能住進“死人城”(開羅薩拉丁城堡對面就是一大片墓地，被稱作“死人城”)，因為那里的水和電都是免費的。盡管如此，埃及人仍然吃喝不愁。對于最基本的生活必須品，比如“阿伊什”(埃及大餅)，政府就給予了大量的補貼。一埃鎊可買十到二十個，足夠一個人吃上好幾天。而除了主食阿伊什之外，百姓餐桌上的菜就是用豆子做成的醬了。農民自給自足，要是懶一點，干脆搬到首都開羅去住。生活費用低廉，非常好活人。加上埃及人的樂觀，雖然不算是富國，但人民的幸福指數卻非常高。

一根筋思維，千年未改的“埃及性格”

不要以為埃及人這種寬厚樂觀是現代阿拉伯民族所共有的性格。他們一向以埃及人的身份自居，并不想完全融化在阿拉伯民族當中無法辨認。因為他們是埃及人，是創造了人類最早文明的埃及人。而這種寬厚樂觀深深植根于五千年前就已形成的古埃及文化中，雖經近兩千年的異化，卻仍留存在血脈中。

關于這一民族性格的遠古淵源，我是在一次飯局上聽到一個防盜門故事時領悟到的。埃及華人多，除留學生外，多是生意人。據說有一位生意人到埃及尋找商機，一番考察之后，他發現埃及建筑多，卻很少裝有防盜門，他隨即決定投資建廠，然而，待防盜門批量生產投入市場后，卻發現埃及人根本不買。是的，埃及人根本不用防盜門。

我在埃及租房住，曾換過四次地方。那些裝修講究的房子豈止沒有防盜門，有的甚至連門都沒有，木窗不很牢固，也沒有窗拴，從外面就能打開。剛開始我還很擔心，但在埃及生活了幾年居然沒一次被盜經歷。人類最早的鎖便是古埃及人發明的，雖歷經四千多年，現代插簧鎖的基本原理仍沒有絲毫的改變，但我發現，他們雖發明了鎖，卻很少在現實生活中使用，我四處尋找也只在卡納克神廟的墻壁浮雕中看到一只鎖的影子，此外便無蹤影。開羅一份訴訟文獻稱，當地人家中沒人時是不關門窗的。也正因為如此，鄰居才跑到她家將河水鎮著的啤酒給喝了，又拿走了點燈的油。

要知道，埃及的偷盜者可是世界聞名，法老陵墓修得那么隱秘，也無一幸免被盜的命運(這也是為什么一位小法老圖坦卡蒙的一座小陵墓的發現會驚動整個世界的原因，因為這是迄今為止惟一未被盜墓賊破壞的陵墓)。難道，有著數千年盜墓傳統的古埃及人的后裔改弦更張了？其實并不，他們只是一根筋思維。這點從法老墓葬屢屢被盜中，就能看出工匠們心機的簡單。法老們曾想盡各種方法阻止盜墓者，比如用咒語，或將四五噸的石塊堆積在陵墓之上，形成一座石山，或將整座陵墓都藏于山谷之中，但都不奏效。為什么呢？答曰古埃及工匠的思維缺少玄機。看我們中國帝王陵墓的保護措施，有連環板、流沙覆、飛刀弓弩、明槍暗箭，“高深”許多。

古埃及文明三千年未發生太大變化，如果不是埃及學專家，人們根本無法看出四五千年前的雕像壁畫與兩千年前的有什么不同。這份數千年不變的簡潔直線思維，讓古埃及文明獨一無二，也塑造了一個快樂民族的文化基因。波斯人統治埃及，這個性格沒有改變；希臘人統治埃及，這個性格仍然堅持；羅馬人占領埃及，這個性格依然故我。這一性格決定了埃及從古至今并無征服世界的野心，即使在其帝國的峰巔時期，拉美西斯二世與赫梯爭雄于地中海東岸世界的時候，埃及人也不過是為了自己缺少的造船木材而戰，從未想過將世界踩于腳下。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熱情樂觀、又有幾分執拗的民族卻突然平地驚雷，一舉將統治了30年的總統推翻了。

一個埃及女學生告訴我：“老師，我們年輕人真的能改變國家的命運。”另一位埃及朋友也興奮地在msn簽名上寫道：“埃及人民的革命勝利了，這樣的埃及又創造了中東地區嶄新的歷史。”我問他：“換了總統的埃及就一定會更好嗎？”他說：“不一定，但是變化的生活會讓人感覺到有希望。”

過去30年，埃及沒有太大的發展，許多曾落后于埃及的國家如今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而埃及卻安于一隅，不為所動。托馬斯•弗德里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寫道：“1974年夏天，我曾訪問過開羅的中學，當時，整個城市中最著名的三個建筑是尼羅河喜來登酒店、開羅塔和埃及電視臺大樓。2004年，即使已過了30年，它們依然是當地最著名的建筑。這些年以來，開羅的地平線幾乎沒有改變。無論我什么時候回到開羅，我都知道自己身處何方，不會走丟。”

古斯塔夫•勒龐曾在研究群體運動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中寫道：“某些觀念的爆發并被付諸行動，有時看起來顯得十分突然。然而這只是一種表面的結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夠找到一種延續良久的準備性力量。”回想在埃及的生活，盡管以前埃及各地到處懸掛著總統雕像，但那些彌漫在民間的不滿情緒在一些言談之中早就有了。有位開羅大學的學生說：“從我出生就是這位總統，到我畢業了還是這位總統，我不介意他兒子是否會繼續當總統，而只是介意他當總統的方式，我們畢竟是個共和國，可能埃及人民早就忘了怎么抗議。”一位大學教授也曾說過：“沒什么辦法能改變，可能只有祈禱真主，用自然地方法把他接走吧。”

凝結在這些話語背后的信息是糾結在埃及社會發展中許多深層次的矛盾：貧窮、高失業率、政治腐敗、房價物價飛漲、社會貧富差距懸殊。2008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對埃及的經濟沖擊巨大，埃及城市通貨膨脹率一度由19.7%升至20.2%，為近20年來的最高水平。失業率暴漲，大量年輕人畢業后找不到工作，進一步激發了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另外埃及這幾年房價飛漲，在首都開羅一些新區，公寓樓的價格每平米達到了6000埃鎊，約合人民幣7400元。去過埃及的人都對埃及住房有一個特別深的印象，就是很多房子好像都在頂層多了一節沒改完，好像爛尾樓一樣，這是因為要以房子還沒蓋完為借口避稅。房價和物價的背后，貧富差距凸顯，目前埃及全國6500萬人口，最富裕階層占人口總數的20%，20%中產階層占有了27%的社會財富，而剩下60%的人口構成了埃及的低收入和貧困階層，他們擁有的財富僅占18%。

累積已久的社會矛盾使得一切變得順情順理，合乎邏輯。然而，令人擔心的是，埃及的驟變會讓埃及失去數千年積淀下來的民族性格嗎？那些寬厚熱情又有點簡單的可愛。全球化帶來的東西太多了。冠冕堂皇的，新穎刺激的，五光十色的，香風誘人的，泥沙俱下，擋也擋不住。當然，這泥沙里也有金子，但愿埃及人總能找到金子。